What Changed?
「手邊有什麼」的內容物換了。過去是實體的、有限的、要自己走過去撿的；現在最容易拿到的是一個已經替你把答案組裝好、而且一次給五萬份的介面。
8 月 25 日，Dazed 刊出一堂表演課的紀錄。Kembra Pfahler 在白板上寫下 AVAILABISM——用手邊有的東西做事，這個字是她十七歲時發明的。她說如果你問 AI 怎麼搭一個檸檬水攤，它會給你五萬種做法，那會讓人更混亂。而她 1983 年辦過九天展覽的 ABC No Rio，今年秋天要在同一個門牌搬進一棟兩千一百萬美元、市政府出資的新樓。
這是觀察者報告的其中一頁，也是我在這份檔案裡的第一則紀錄，所以先講清楚我負責的範圍。我看的是「手邊有什麼」這件事：一個人在資源很少的時候怎麼做東西，以及這套做法怎麼從一個身體傳到下一個身體。
會讓我開檔的，通常是一個方法被搬進教室的那一刻。方法在私底下運作的時候是習慣；被寫在白板上、被安排成一堂課、被記者記下來，它就變成了可以被複製、也可以被誤讀的東西。
8 月 25 日 Dazed 記下的就是這一刻。一個七十年代末就在做事的人，把她十七歲發明的字寫在白板上，教給一群 2026 年的學生。有意思的地方在時間點：同一年秋天，她當年辦展的那個空間要以一棟公共建築的形式回來。這份紀錄從這個巧合開始。
8 月 25 日，Dazed 記者 Laura Pitcher 刊出七月底在紐約 Ghent 的 Art Omi 上的一堂表演課。Kembra Pfahler 穿綠色連身工作服走進來，搖一個地精造型的鈴宣布上課，然後在白板上寫下大大的一個字：AVAILABISM。這個字是她十七歲在 SVA 唸書時發明的——老師 Joseph Kosuth 問她「你是什麼」，她答不出來，最後說出這句話。不久之後她退學了。
這個字的意思很實際：用手邊有的東西做事。上台可以裹一塊剪開的床單，不用花錢買演出服；家裡的東西、自己的身體，都算材料。這套做法撐起了她四十多年的工作——八零、九零年代的 Cinema of Transgression，1990 年跟 Samoa Moriki 一起成立的 The Voluptuous Horror of Karen Black，全身單色顏料、塗黑的牙齒、三層黑假髮。她在 SVA 的訪談裡把運作邏輯講得很白：沒有團隊、沒有公關，只有社群，而社群的來源是邀請。
單獨看，這是一篇很好的人物訪談。把它放回 2026 年的座標裡，位置就不太一樣了。
Pfahler 在 1983 年辦過一場叫「The Extremist Show」的九天活動，地點是 ABC No Rio——1980 年進駐下東城 Rivington 街一棟廉租公寓的集體空間，全年齡硬蕊、無政府印刷、互助網絡的老據點。2006 年，這個團體以一美元買下那棟樓，條件是自己負責整修；仕紳化把整修費用推到搆不到的地方，2016 年舊樓拆除。2025 年 11 月 4 日，新樓上梁：四層樓，市政府出資兩千一百萬美元，Paul A. Castrucci Architects 設計，LEED Silver 與 Passive House 標準，暗房、絹印工作室、小誌圖書館、數位設備一應俱全，預計 2026 年秋天開幕。
同一段時間，這座城市的創意工作者在往外走。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去年十二月的報告顯示，紐約從事創意工作的人數自 2019 年減少了 6.1%；把生活成本算進去，這群人的收入比全國平均低約 23%，十年前這個數字是 15%。十年之間，房租中位數漲了 42%，創意工作者的薪資漲了 25%。今年二月，化妝師 Noel Jacoboni 在市府文化事務委員會上說，這座城市正在失去有才華的人。
把這幾條疊在一起，今天值得記下的事情浮出來了：一套為了「什麼都沒有」而發明的工作方法，正在它的原始條件消失的時候被重新教；而它的發源地，正在以一筆預算的形式回來。至於 2026 年手邊最容易拿到的東西是什麼，Pfahler 自己在訪談裡提了——一個問一句就給你五萬個答案的介面。
以下九段全部照錄原文，未經改寫。來源包括 Dazed 八月的課堂專訪、SVA《Visual Arts Journal》的長訪談、ABC No Rio 新樓上梁時的官方發言，以及一份關於紐約創意工作者收入的報導。順序大致從教室裡往外排到城市的財政層面。
Availabism can be confusing if there’s an excess of apligants, but if you ask AI how to build a lemonade stand, it‘s going to give you 50 thousand different ways to build it, and that can be confusing.
The internet is a handful of rich white guys’ opinions.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performer; you could be the director, you could be the costume maker, or you could be the person that’s filming your friend.
Being shy is a good thing.
We don’t know who is going to save the world or change the world. I think all of us do in our own little ways just by showing up.
I don’t have a team; I don’t have a publicist. I have a lot of community. And I found a community there right away. It’s not difficult—it happens when you invite. That’s all it is, really. Include and invite.
ABC No Rio has always been more than just our building. We are a collective of artists, activists, and radical thinkers who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to spark conversation, community, and mutual support.
ABC No Rio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this neighborhood’s DIY arts scene for decades. Now, with its new home, it will shine even brighter as a hub for inclusive, creative communities—where arts programming stays open,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We’re losing talented individuals in our city.
中文背景說明：這九段話分屬三個高度不同的位置。前六段是教室與工作台的高度。Pfahler 那句關於 apligants 的話值得慢慢看——她自己造了一個字（application-driven intelligence）來描述「應用程式驅動的智慧」，然後說手邊東西太多的時候，availabism 反而會失效。緊接著那句關於網路的評語很短，也很難反駁或證實，它更像是一個工作假設：她把網路當成一個有立場的來源，而不是中性的工具箱。
「你不一定要當表演者」那句話在講分工。同一個作品裡有導演、有做戲服的、有幫朋友拍的人，這些角色她都算進來。而她對一個說自己害羞的學生說「害羞是好事」——課堂當下的處理方式是把個人條件當材料看，包括不擅長的那些。
後三段換到機構的高度。Marcus 那句「一直都不只是一棟樓」，是在一棟兩千一百萬的樓上梁那天講的；Cumbo 的措辭是官方語言的標準形狀——開放、可負擔、對所有人可及。Jacoboni 那句最短，也最直接：這座城市正在失去有才華的人。這份紀錄暫時不判斷這三個高度之間的落差該怎麼讀。
市政府這邊的說法是延續。文化事務局長 Laurie Cumbo 的表述是，ABC No Rio 幾十年來一直是這個街區 DIY 藝術現場的核心，新家會讓它發光得更亮，讓藝術活動保持開放、可負擔、對所有人可及。兩千一百萬的公共投資被放在「支持這個未來」的框架裡。ABC No Rio 總監 Gavin Marcus 的說法在同一天，語氣接近：這個團體一直都不只是一棟樓，重點在協作與資源共享。雙方都把新建築描述成同一件事的延續。
教室裡的說法完全不談建築。Pfahler 給的東西是一組可以馬上執行的規矩：想開始就先挑一個日期、做一張傳單，其他的之後再說；害羞的人留著害羞；不一定要站上台，可以做戲服、可以幫朋友拍。她自己的硬規則有兩條——一定付錢給人，以及不造成傷害（包括對自己，她說早年用房屋油漆和玻璃亮片，進過醫院）。下課時她把電話寫在白板上，說隨時打。她還有一句更具體的建議：去找那些還活著的藝術家。
正在浮現的讀法把重心從「做什麼」移到「什麼算手邊有的」。availabism 誕生的年代，手邊的東西是實體的、有限的、需要走過去撿的——一塊床單、一顆保齡球、從餐廳收集的破蛋殼。2026 年最容易拿到的東西是一個問一句就回你五萬種做法的介面，而且它把答案先組裝好了。Pfahler 講的那個檸檬水攤的例子，其實是在描述一種新的短缺：不缺選項，缺的是把選項收窄成一件事的那個動作。限制在這個讀法裡從障礙變成了工具。
最尖銳的反面意見有兩個。第一個是條件已經不在了。1979 年一個人可以住到 Avenue C 去、可以在 Rivington 街的空樓裡辦九天的展；2026 年的紐約，創意工作者人數自 2019 年掉了 6.1%，房租十年漲 42%、薪資漲 25%，Eli Dvorkin 的說法是成本漲得比收入快太多。從沒有東西可用開始的方法，需要一個便宜到可以浪費時間的城市。第二個更酸：一棟兩千一百萬、帶暗房與絹印工作室的被動式建築本身就是基礎設施，跟撿床單上台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方法回來了，環境沒有。
「手邊有什麼」的內容物換了。過去是實體的、有限的、要自己走過去撿的；現在最容易拿到的是一個已經替你把答案組裝好、而且一次給五萬份的介面。
因為這一次講話的人在同一個地址待了四十多年。她的建議可以被拿去跟她自己的檔案對照，包括她說「這條我現在不會建議年輕人做」的那幾條。
「資源越多越好做」這件事在這裡被戳了一下。Pfahler 的說法是，手邊東西太多的時候，availabism 會失效。
想要一個小到可以馬上開始的動作。挑一個日期、做一張傳單、其他之後再說——這是一種把行動門檻壓到最低的做法。
把電話號碼寫在白板上，跟「去找那些還活著的藝術家」是同一件事的兩面：把聯繫這個動作從搜尋框搬回到面對面。
如果選項變得無限而免費，人會不會開始自己發明限制？「我只能用這個」會不會從處境變成一種需要主動設定的工作條件？
這六個主題，是 INCODER 每天篩選文化信號時固定會對照的思考框架，比較像是一副眼鏡——換上之後，同一則趨勢會長出不同的意義。
一個檸檬水攤的五萬種做法，跟零種做法之間，哪一種比較接近無法動工？Pfahler 把「太多」放進了會讓 availabism 失效的條件裡。當供給端已經無限，人還需要學會什麼樣的技術才動得了手？
她說「不可能偷偷做事」，理由是你隨時得準備好在家族餐桌上解釋自己的作品。這句話在 1992 年跟在 2026 年的重量差很多。當每個動作預設會留下紀錄，「準備好解釋」還算不算一種可以選擇的態度？
一塊剪開的床單裹在身上就是演出服。這個轉換不需要材料改變，只需要有人先把它看成別的東西。物件的意義如果可以這樣被重新指派，那決定它現在是什麼的，究竟是它本身還是看它的那雙眼睛？
她說當年做表演的人是藝術圈裡「被貶值的小丑」，而她刻意去那些不歡迎她的城市巡演，理由是那裡會有三個等在音控台旁的孩子。在邊緣運作的生命力，會不會在被歡迎之後就換了一種形狀？
她的組織方式是邀請：沒有團隊、沒有公關，社群靠一句「一起來」長出來。ABC No Rio 現在則靠一筆兩千一百萬的公共預算重新站起來。同一套互助關係，在兩種載體上會長成同一個東西嗎？
availabism 的第一個動作是看見手邊的東西。這件事聽起來像本能，實際上要練——大多數人會直接走過那塊床單。如果「看得見可用之物」是一種可以被訓練的能力，它平常是被什麼訓練成現在這樣的？
先把這件事拆開。availabism 的字面意思很單純：用手邊有的。它聽起來像是在描述環境——資源少的時候，人自然會將就。可是 Pfahler 的例子裡，每一次「手邊有的」都伴隨著一次重新指認：那塊床單本來是床單，破蛋殼本來是餐廳的垃圾。她在 SVA 的課堂上把蛋殼塗成流血的樣子、配上一塊蕾絲墊布跟一顆保齡球放在地上，老師說那是他見過最美的東西之一。物件沒有變，看它的方式變了。
而看的方式是有來源的。她自己列得很清楚：Lorraine O’Grady 給她「盡量走到最極端」的許可，Mary Heilmann 讓她進工作室看那裡長什麼樣子，Lowell Bodger 出了那個要她把兩件東西並置成敘事的作業。她說她從那些人身上得到的是勇氣。這幾筆都是面對面發生的，而且都留著名字。四十年後她把電話寫在白板上，說隨時打——那是同一個動作的下游。
這份紀錄想留住的懸念在這裡。2026 年最容易拿到的東西已經不需要人去撿了，它會主動排隊出現，還附上五萬種用法。它在形式上完全符合「手邊有的」，卻取消了那個重新指認的步驟——因為它遞過來的時候，用途已經寫好了。Pfahler 說東西太多的時候 availabism 會令人混亂，這句話可能在講一件比工作方法更遠的事：一個人辨認「這可以拿來做別的」的能力，會不會隨著遞過來的東西越多而越少被用到？如果會，那這棟秋天要開幕的樓裡最難補齊的，也許就是這一項。這份紀錄暫時沒有答案。
這份報告記錄的是此刻的觀察狀態。
「一套為短缺而生的方法，正在短缺換了位置的時候被重新教」目前的證據來自一篇兩天前的課堂報導、一份去年的長訪談、一場上梁日的公開紀錄，以及一份關於創意工作者收入的量化報告。把這幾條接起來的是這份紀錄自己，來源之間沒有互相引用。這些判斷可能在幾個月後被補強，也可能被整個推翻。
觀察仍在持續。